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宽哥の博客

山一程,水一程,文笔诗心伴我行,矢志不渝情。风一更,雪一更,以文会友访古今……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《辨奸论》古文赏析  

2016-06-20 09:00:39|  分类: 宽哥读古文观止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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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作品介绍】

  《辨奸论》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不要轻视小事情,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。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。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:见微知著,可为千古观人之法。

 

【原文】
辨奸论
作者:苏洵


  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。惟天下之静者,乃能见微而知著。月晕而风,础润而雨,人人知之。人事之推移,理势之相因,其疏阔而难知,变化而不可测者,孰与天地阴阳之事。而贤者有不知,其故何也?好恶乱其中,而利害夺其外也

 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,必此人也!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,吾子孙无遗类矣!自今而言之,其理固有可见者。以吾观之,王衍之为人,容貌言语,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。然不忮不求,与物浮沉,使晋无惠帝,仅得中主,虽衍百千,何从而乱天下乎?卢杞之奸,固足以败国;然而不学无文,容貌不足以动人,言语不足以眩世,非德宗之鄙暗,亦何从而用之?由是言之,二公之料二子,亦容有未必然也

  今有人,口诵孔老之言,身履夷齐之行,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,相与造作言语,私立名字,以为颜渊孟轲复出;而阴贼险狠,与人异趣,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,其祸岂可胜言哉!

  夫面垢不忘洗,衣垢不忘浣,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,衣臣虏之衣,食犬彘之食,囚首丧面而谈诗书,此岂其情也哉?凡事之不近人情者,鲜不为大奸慝(21),竖刁易牙开方是也。以盖世之名,而济其未形之患,虽有愿治之主,好贤之相,犹将举而用之,则其为天下患,必然而无疑者,非特二子之比也。

  孙子曰:善用兵者,无赫赫之功。使斯人而不用也,则吾言为过,而斯人有不遇之叹,孰知祸之至于此哉!不然,天下将被其祸,而吾获知言之名,悲夫!

 

【注释】

  见微而知著:,,指苗头、迹象;著,明显。

  月晕(yün):指环绕月球的彩色光环或通过月球的白色光带。历来群众有日晕三更雨,月晕午时风的谚语。

  础:柱子下的石墩。润:潮湿。

  理势:中国哲学术语。理,法则;势,发展趋势。

  夺:侵夺。这里有影响的意思。

  山巨源见王衍:山巨源,山涛,字巨源,西晋河内怀县(今河南武陟西)人,喜老、庄学说,为竹林七贤之一。曾任吏部尚书、太子少傅、右仆射等职。《晋书·王衍传》、《资治通鉴·晋纪四》所记,王衍神情明秀,少时,山涛见之,嗟叹久之,曰:何物老妪,生宁馨(这样)儿!然误天下苍生者,未必非此人也!

  郭汾阳见卢杞:郭汾阳,郭子仪,华州郑县(今陕西华县)人,唐肃宗时,因平定安禄山、史思明叛乱,升中书令,后又进封汾阳郡王,故称之为郭汾阳。唐德宗即位,尊为尚父。《新唐书·卢杞传》:初,尚父郭子仪病甚,百官造省xǐng,不屏bǐng姬侍。及杞至,则屏之,隐几而待。家人怪问其故。子仪曰:彼外陋内险,左右见必笑,使后得权,吾族无类矣!’”

  王衍:字夷甫,琅玡临沂(今属山东)人。以谈老、庄为事,义理若有不安,随即更改,世号口中雌

。晋惠帝时居宰辅之位,周旋诸王之间,唯求自全之计。东海王司马越死,众推其为元帅,全军为石勒所破,被杀。

  忮(zhì):忌恨,嫉妒。

  惠帝:著名白痴皇帝司马衷,某年全国闹饥荒,官员上报灾情,称百姓无粟米充饥,饿死无数。他出千古经典语录:百姓无粟米充饥,何不食肉糜?

  中主:平庸的君主。

  卢杞:唐滑州人,字子良。貌陋,好口辩。德宗时为宰相,专权自恣,搜刮无度,怨声满天下。

  眩:通,迷惑,炫耀。

  德宗:即李适(kuò),唐代皇帝,代宗子。

  容:或许。

  今有人:影射王安石。

  孔、老:孔子和老子。

  夷齐:伯夷、叔齐,商朝人,两兄弟,互相让帝位,后周灭商,两人耻食周粟,隐居首阳

山,吃野菜,饿死在山里。古人奉之为高尚守节的典范。

  颜渊:孔子的弟子颜回,字子渊,故称颜渊,乐道安贫,以德行著称,后世儒家尊为復圣。孟轲:字子舆,战国时期邹国人。即孟子,继承孔子学说,兼言仁义。认为人性本善,强调养心、存心等内心修养工夫,为宋代理学家心性说之本。宋元以后,地位日尊。

  臣虏:奴隶。

  (21)慝():邪恶。

 

【译文】

  情有它必定要达到的地步,道理有它本该如此的规律。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静穆的人,才能够从微小的迹象中预知日后显著的结果。月亮四周出现光环,预示天要刮风;柱石回潮湿润,表示天要下雨;这是人人都知道的。至于世间人事的变化,情理形势的因果关系,它的抽象渺茫而难以理解,千变万化而不可预测,又怎么能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呢?而即使贤能的人对此也有不知道的,这是什么原因呢?就因为爱好和憎恶扰乱了他心中的主见,而利害得失又左右着他的行动啊。

  从前山涛见到王衍,说:日后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,一定是这个人!汾阳王郭子仪见到卢杞,说:此人一旦得志,我的子孙就要被杀光了!从今天来说,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预见一些。依我看来,王衍的为人,不论是容貌还是谈吐,固然有有利于欺世盗名的条件,然而他不妒忌、不贪污,追随大流。假如晋朝不是惠帝当政,只要有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,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,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?象卢杞那样的奸臣,固然足以使国家败亡,然而此人不学无术,容貌不足以打动别人,言谈不足以影响社会,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,又怎能受到重用呢?从这一点来说,山涛和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预料,也或许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。

  现在有人嘴里吟诵着孔子和老子的话,身体力行伯夷、叔齐的清高行为,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的读书人和郁郁不得志的人,相互勾结制造舆论,私下里互相标榜,自以为是颜回、孟子再世,但实际上阴险凶狠,与一般的人志趣不同。这真是把王衍、卢杞集合于一身了,他酿成的灾祸难道能够说得完吗?脸上脏了不忘洗脸,衣服脏了不忘洗衣,这是人之常情。现在却不是这样,他穿着罪犯的衣服,吃猪狗般的食物,头发象囚犯,面孔象家里死了人,却大谈《诗》、《书》,这难道合乎情理吗?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,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,竖刁、易牙、开方就是这种人。这个人借助最崇高的名声,来掩盖还没有暴露的祸患,虽然有愿意治理好国家的皇帝,和敬重贤才的宰相,还是会推举、任用这个人的。这样,他是天下的祸患就必定无疑了,而决非仅仅王衍、卢杞等人可比。

  孙子说:善于用兵的人,没有显赫的功勋。假如这个人没有被重用,那么我的话说错了,而这个人就会发出不遇明主的慨叹,谁又能够知道灾祸会达到这种地步呢?不然的话,天下将蒙受他的祸害,而我也将获得有远见的名声,那可就太可悲了!

 

【讲解】

  ()事有必至而利害夺其外也
  说明贤者不知人事之故(在好恶乱其中,利害夺其外)。

  ()昔者山巨源见王衍亦容有未必然也
  (举王衍)说明容貌动人、言语眩世者误苍生;(举卢杞说明)容貌不动人、言
  语不眩世者亦足以败国。

  ()今有人非特二子之比也
  说明凡事不近人情者,鲜不为大奸慝(暗指王安石集卢王二人之性情,为天下患
  将非特二子之比也。

  ()孙子曰悲夫
  说明君用斯人,天下将被其祸。

  主旨:愿君勿用斯人(王安石)。(篇外)

 

【解析】

  苏洵《辨奸论》实开构陷改革者之先河

  明明是错误的东西,却借助作者的气势和文采,千余年赞扬、传颂不绝者,唯苏洵《辨奸论》一文而已矣。

  苏洵就是大名鼎鼎苏轼、苏辙的父亲,父子三人以其汪洋恣肆的文采纵横于北宋文坛,号称三苏,汉唐以来,曹操父子而下,未之有也。

  苏洵与王安石都是抱负不凡的文人政治家,但是政见却不相同。在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的问题上,简单的说,王安石主张开源,苏洵主张节流,这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,却因为文人相轻的旧习,演化成为一场政治斗争。于是,就有了企图置改革家王安石于死地的《辨奸论》。

  严格说起来,苏、王双方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,无论改革还是保守,抑或是开源还是节流,根本目的都是一个,那就是维护北宋王朝封建统治这个大局。因此,在他们之间评说谁对谁错。是没有丝毫意义的。

  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败,一是作为经学家,站在儒家的根本立场上却对儒家哲学的根基天不变,道亦不变提出质疑,无异于拉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那样荒唐;其二,由此,必然引来道学家们组成统一战线共同讨伐,即使暂时支持他的皇帝,一旦觉得他的理论和实践危及封建统治的根本,马上就会变支持为反对,改革的靠山一旦软化,王安石也就只能以失败收场;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,王安石改革的根本错误,不是为民谋利,而是为皇帝及其国家敛财;同时,为了巩固封建统治,收罗人才,主张脱离实际的大幅度提高精英们的生活待遇,这段话特有意思,不妨将原文引录如下:

  所谓养之之道,何也?饶之以财,约之以礼,裁之以法也。何谓饶之以财?人之情,不足于财,则贪鄙苟得,无所不至。先王知其如此,故其制禄,自庶人之在官者,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。由此等而上之,每有加焉,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。犹以为未也,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,谓之世禄。使其生也,既于父子、兄弟、妻子之养,婚姻、朋友之接,皆无憾矣;其死也,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。何谓约之以礼?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,则又放僻邪侈,无所不至。(见王安石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)。

 

【作品鉴赏】

  把全文连贯起来看,在写作目的上,作者确有所指,而所指的具体人物,作者又未点明。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。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,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。

 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不要轻视小事情,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。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。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:见微知著,可为千古观人之法。

 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。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,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,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。言之有理,持之有故,不能不令人首肯。接着,又通过历史上山涛、郭子仪对王衍、卢杞的评论,说明了山、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,但也有所疏漏,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。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,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,一气呵成,有如飞瀑狂泄,其笔锋之犀利,论证之严谨,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。而在结尾处,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,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。

我们也应该看到,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,把生活习惯(如不修边幅)也作为攻击的口实,这就未免失之偏颇了。但是,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。

1069年,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,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。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,传出了这篇文章,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,借以闲适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,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。本文是否是苏洵所作,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。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,万事均可见微而知著,预测规律,作为理论基础。然后以山巨源预见王衍、郭子仪预见 卢杞为例证,类比王安石衣臣虏之衣,食犬彘之食,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行为不近人情,进而推导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、为害国家的结论。这种以人的生活习惯和个别缺点来判断其政治品质的逻辑,是非常错误的。这种影射咒骂、攻击人身的写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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